我的丙肝治疗经历

2004年春天，我还在学校里头，正忙着准备毕业论文。那天是学校组织的常规体检，抽血、查肝功能，流程走完也就没多想。几天后校医院打电话来，说让我去一趟。医生的表情挺平淡的，但话出来的时候，我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重重砸了一下——丙型肝炎抗体阳性。医生说先别慌，要再做一次核酸检测确认。可那四个字已经在我脑子里扎了根，接下来的几天人整个都是飘的，走在路上看着别人有说有笑，觉得全世界只剩下我一个倒霉蛋。

那时候我对丙肝的了解几乎为零，能想到的都是“肝病会传染”“会变肝硬化甚至肝癌”这些吓人的字眼。白天不想见人，晚上睡不着觉，饭扒拉两口就放下，头发大把地掉。更折磨人的是我谁也不敢说，怕宿舍的同学知道后躲着我，怕别人在背后指点，怕自己还没走出校门就被人当成一颗“定时炸弹”。那两个多月，我几乎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每天机械地起床、上自习、吃饭、睡觉，但魂早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后来是我的室友先发现了不对。他们看我整天蔫蔫的，脸色蜡黄，饭也不吃，就拉着我问到底怎么了。我憋了半天，把化验单的事说了出来，心里已经做好了看到他们躲闪表情的准备。结果他们愣了几秒，然后说：“嗨，这病还能治啊，你别自己吓自己。该去哪儿看咱去哪儿看，没钱咱们几个先凑一点。”就这几句话，让我心里绷了两个月的那根弦突然松了一点。再后来，我把这事告诉当时的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老婆。她没哭，也没慌，就说：“查出来了就好好治，我陪着你。”那一路，从检查、确诊、找医院，到一次次打针复查，她从来没缺席过。我时常想，要是没有他们，我可能早就在那阵子把自己压垮了。

确诊是确诊了，但我没立刻开始治疗。那阵子的治疗不像现在有口服药，主要靠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医生建议先把身体和心理状态调整一下再做。2006年10月，我去了地坛医院，挂的是李大夫的号。李大夫看病很仔细，问了我的经济情况后，给开了国产的干扰素，500万单位的安福隆，配着利巴韦林一起吃。他说这个组合是当时最常用的方案，疗程大概一年，让我做好心理准备。

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一针下去，晚上五六点钟就开始发冷，怎么盖被子都觉得冷，接着是全身的关节疼，头也疼得厉害，像是有人在脑袋里打鼓，太阳穴突突地跳。那晚我烧到快39度，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连抬胳膊的力气都没有。第二天早上稍微好一点，可人还是昏昏沉沉的。利巴韦林那玩意儿也真够呛，药片大不说，吃下去嘴里一股铁锈味，胃里翻江倒海，看到吃饭就发愁。打针的地点就是屁股和胳膊，今天左边，过几天右边，轮流挨针。打到后面，屁股上都是硬结，坐下都疼，只能侧着坐。胳膊上扎针的地方也是一块青一块紫的。

好在回报来得挺快。治疗刚开始两周，我去医院复查，HCV核酸结果已经显示阴性，肝功能指标也回到了正常范围。拿到结果那天，我站在门诊走廊里看了好几遍那张单子，心里那个高兴劲儿没法形容，觉得这一针没白挨，药也没白苦。不过副作用依然在那儿摆着，利巴韦林的反应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我坚持了两个月，最后还是自作主张把它停了。我把这事儿跟李大夫说了，他没怎么批评我，只是叮嘱我干扰素一定要按时打满疗程，又跟我解释利巴韦林减量会影响一部分疗效，让我既然停了就别再纠结，前头的坚持也已经有底子，后面看情况再随访观察。

从那以后，我的日子就围着两件事转——按时去打针，好好吃饭睡觉。干扰素隔天打一次，我就隔天跑一趟医院，风雨无阻地坚持了整整12个月。到了后期，最难熬的不是针眼疼，而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疲惫，人也瘦了不少，情绪偶尔也会低落。但每次想起来老婆陪我在医院走廊里等号的样子，想起室友那句“这病还能治”，我就又觉得能撑下去。疗程结束那天，我走出医院，站在路边狠狠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整个人像卸掉了一副沉重的担子。

停药到现在已经有14个多月了，期间我定期复查，病毒载量一直都检测不到，肝功能也保持在正常范围。医生说这算是达到了持续病毒学应答，今后还要继续随访。我清楚这不能说明从此就万事大吉，但它让我心里踏实了很多。回头想想这七八年，从最开始查到阳性时的绝望，到治疗途中的痛苦和挣扎，再到现在的平静，我最大的感受是：丙肝这个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恐惧和羞耻感压住，不敢去面对。

我写下这些，是真心想告诉那些刚刚发现病情的朋友——别自己闷着，别觉得天塌了。找个信得过的人缓缓说出来，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按着方案老老实实治病。现在治疗丙肝的手段比我当年那时候先进多了，口服药管用得多，副作用也小，更不用遭打一年多针的罪。可不管哪种治疗方法，有一点始终不变：心态要稳住，日子要照常过，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病来了就治，治了就等时间给我们一个交代。咱们都把日子过好了，这才是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那些陪着咱们走过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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