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与“癌中之王”共舞

2004年1月16日，临近农历新年，南方的冬天难得冷得这样踏实。天灰沉沉的，细雨夹着风，湿漉漉地贴着窗玻璃。朋友嘴上说着“幺幺六，要顺要顺”，可我心里明白，这个冬天过得不太对劲。

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体重。几个月前开始，体重就偷偷往下掉，起初一个月一两斤，我没太当回事，以为是天冷胃口差。可后来掉得越来越快，裤子腰带一点一点往回收，直到有天站上磅秤，指针晃晃悠悠停住，我定睛一瞧，比秋天那会儿瘦了十来斤。十来斤是什么概念？一大块肉搁在案板上都挺显眼的。再加上大便干结得厉害，口总渴，喝多少水都解不了那种干。我不是没学过医学知识，心里咯噔一下：这怕不是好兆头。

那天下午，我躺在一家医院B超室的检查床上，冰凉的探头贴着耦合剂，在肚皮上来回游走。窗外的雨雾把光线压得很低，屋里泛着一层幽暗的青灰色。那位女医生很年轻，下巴尖尖的，一双眼睛死死盯着屏幕，一声不吭。探头滑过几圈，忽然停在一个位置，不动了，反复地转着圈，像在确认什么。

我试探着问：“有问题？”她没接话，只是又转了几圈。空气像是被抽走了几分氧气，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从胸膛里浮上来。我壮起胆子：“告诉我吧，我不怕。”

她终于开口，声音很轻：“有一个东西。”我追问：“是肿瘤吧？”她点了点头。

“多大？”我问。

“九公分。”她顿了顿，又说，“你的肝，大概十三公分。”

我躺在床上，把这句话在心里过了一遍。十三公分的肝里长了个九公分的肿瘤，也就是说，差不多三分之二的肝脏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我的脑子很清醒，甚至还有多余的心思去回想刚才进门时看见的那棵在风雨里摇晃的树，绿叶被洗得很亮，跟屋子里这个阴沉的时刻成了两个世界。

“是恶性的？”我又问。这时候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好几个医生，都凑在屏幕前看，又转头看我。那一瞬间，我像被围观的一件展示品。年轻的女医生迟疑了半晌，最终轻声说了一句：“我看不大好……”

真相算是揭开了。我坐起身，提好裤子，系上腰带，把脚放到地上。脚趾碰着冰凉的地砖，然后脚掌、脚踝，一点点使上力气，人站了起来。说也奇怪，我以为自己会腿软，会头晕，会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天旋地转——什么也没发生。两条腿稳稳当当地撑着身体，胫骨硬邦邦的，仿佛还能去踢场球。我只是觉得脸有点发热，进屋捂的，加上情绪翻腾，血往上涌。

我收拾好包，手里攥着那张报告单，走到B超室门口。女医生在后面喊我：“你的家人呢？”我说：“我没有家人。”她愣了一下，又小声问：“你没事吧？”我说：“没事。”

其实哪能没事呢。

我是有乙肝病史的，二十多年前体检就查出了乙肝病毒携带，那时候不懂事，也没怎么系统地治过。这些年偶尔觉得肝区隐隐牵拉，酸痛一阵，活动活动又过去了，就以为是累了。报纸上天天讲，肝炎、肝硬化、肝癌三部曲，我看了也不往心里去，觉得那是别人的事。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那些警示印在我身上，一步没落下。

接下来的几天光景，像被拉长了的胶片。做了增强CT，抽血查甲胎蛋白，又安排了一次肝穿刺活检。等报告的那些日子，我没怎么睡好，倒不是怕死，就是觉得还有很多事没安排明白。我坐在窗前看雨一场接一场地下，脑子里反反复复想着同一个问题：接下来怎么办。

最终结果出来了，肝癌，原发性肝细胞癌，不是早期。肿瘤九公分大，已经超出了手术切除的最佳范围——如果直接切，剩下的肝可能撑不住。医生给我讲了一套方案，核心是介入治疗，把导管插到供应肿瘤血流的那条小血管里，用药物和栓塞剂把它堵死、饿死，等肿瘤缩小，再考虑下一步。医生讲得很平实，没有过多的修饰，也没有给我开空头支票，只说：“你要是愿意，我们一步步来。”

我签了字。从那天起，我成了穿梭在医院的常客。

治疗的过程并不轻松。两次介入手术之间，发烧、恶心、肝区疼痛，像接踵而至的客人，来了一拨又一拨。有一次躺在病床上，看着输液管里透明的液体一滴一滴往下坠，我忽然觉得，那条细管子比我的血管还要清楚，把药水一点一点送进来，把希望也一点一点送进来。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每天下床走几圈，累了就歇，歇够了再走。护士笑我像个遛弯的老头，我说，老头遛的是公园，我遛的是命。

治疗间隙，我读了一些关于肝癌的书。书上说肝癌之所以被称为“癌中之王”，并不是因为它无药可医，而是因为它起病隐蔽、进展快，很多人发现时已是中晚期。但书上同时也写了，随着介入治疗、靶向药物、免疫治疗的发展，晚期肝癌患者的生存时间比过去长得多了。我不盲目乐观，但也绝不肯提前认输。

那段日子，以前不爱联系的旧朋友倒是走动起来了。有人送来一罐自己熬的粥，有人隔三差五打电话来问两句，还有人托人带话说，老家有种草，泡水喝好得很。我都谢了，喝不喝是其次，心里头知道还有人惦记着，这热乎劲比什么药都管用。

过完年，我又去医院复查。肿瘤缩了，从九公分缩到了六公分出头。医生在电脑上调出片子，指着那个变小的阴影跟我说：“有反应，接着干。”我盯着屏幕，看着那个白花花的影子缩成了小小一团，忽然想起头一次发现它的那个下午，想起那位年轻女医生尖尖的下巴，想起那句“我看不大好”。我笑了笑，心里说：原来不好里头，也藏着好。

与“癌中之王”共舞的日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每天醒来第一件事，不再是琢磨那家伙又长大了没有，而是想想今天想吃点什么、想去哪儿走走、想看一本什么书。身体是一台旧机器，零件出了毛病，修一修、养一养，还能继续跑。它提醒我，活着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是每一天都要认真经营的事。

前阵子收拾旧物，翻出当年那张B超报告单，纸已经泛黄了。我把它夹回书页里，没扔。留着它，不是为了记住恐惧，而是为了记住那个从检查床上站起来、稳稳踩住地面的自己。那时候我没倒下，那以后，我也不会轻易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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