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针拨障术”是我国古代医学家对白内障眼病施行的一项手术。白内障患者接受这项手术后，一般都能重见天日。我国医学界在一千多年前已能施行这项手术，这在世界眼科史上不能不说是先进的。

　　白居易的眼病

　　“案上漫铺龙树论，合中虚贮决明丸。

　　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蓖试刮看。”

　　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所写的一首七律。据考，白居易四十多岁后即患眼疾。上面这首七律反映了白居易当时正在阅读眼科专书《龙树论》，药盒中存放着准备服用的“决明丸”，他考虑一旦服药无效，就得求助手术治疗，用金蓖来刮除眼中的障翳。唐代的另一些诗人，在他们的诗句中也有提到金针拨障术的。如杜甫诗句“金蓖空刮眼，镜象未离铨。”唐文学家哲学家刘禹锡《赠婆门僧人》诗：“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蓖术，如何为发蒙。”以上证明金针拨障术在唐代已相当流传了。

　　金针拨障术的源流

　　“金针拨障术”最早见于唐代文献大师王焘的《外台秘要》(公元752年)一书中。。《外台秘要》对白内障备期症状都作了简要的描述：白内障眼病初起时，患者“忽觉眼前时见飞蝇黑子，逐眼上下来去。”患者病情发展一般缓慢，“渐渐不明，久历年岁，逐致失明。”关于此病的鉴别症状，白内障患者除视力变化外，眼与头部的感觉“不痛不痒”。眼部检查发现“唯正当眼中央小珠子里，乃有其障，作青白色”。书中对白内障与眼底病也进行了鉴别，指出眼底病“外形不异，只不见物而已”，或“眼中一无所见”，即眼中没有青白色的内障。白内障患者“虽不辨物，猷知明暗三光，知昼知夜”，知道白内障后期，患者虽不能辨别人物，但仍有光感。治疗方法，白内障后期，“此宜用金蓖决，一针之后，豁然开云而见白日。针讫，宜服大黄九，不宜大泄”。

　　王焘《外台秘要》所载的眼科疾病，系吸取晋唐以来各家内容，其中包括谢道人所撰的《天竺经》。据《外台秘要》《天竺经论眼序》注文：“陇上道人撰，俗姓谢，住齐州，于西国胡僧处授。”据考证，“胡僧”是印度僧人，故认为“金针拨障术”是印度传来的一种眼科手术。白居易所阅的《龙树论》，可能是随佛教传来的印度医药文献。但从现存《医方类聚》引辑的《龙树菩萨眼论》以及宋代《太平圣惠方》的内容来看，却看不到印度医学的内容，主要属于我国传统的医理。由此推测，印度传来的眼科，已被我国医学所融化，并通过我国医学家的实践，进行了再创造。

　　隋唐以后的医学书籍，有关金针拨障术的记载越来越细致，表明我国医家在实践中获得了更为具体的经验。

　　宋代又出现了一本题名为《龙木论》(或称《龙目论》)的眼科专著。此书可能就是白居易参阅的《龙树论》，因避英宗讳(英宗名曙，树与曙同音)，改名《龙木论》。此书经转辗传抄增补，至宋代改编，成为目前的传本。宋代太医局将《龙木论》列为医师必读之书，可见此书的重要地位。书中对于各型白内障(老年性、先天性、外伤性、并发性)的病因、症状作了详细的描述，同时对白内障眼病的检查、诊断、手术适应症、禁忌症以及手术前后的准备、手术方法、术后护理等，也均作了确切的论述，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明代，我国医学文献中又出现了一本名叫《银海精微》的眼科专著。书中对金针拨障术也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此外，明·王肯堂的《证治准绳》(1602年)、明末清初傅仁字的《审视瑶函》(1644年)、清·张璐的《张氏医通》(1695年)以及吴谦等集体编撰的《医宗金鉴》(1742年)等书，均对金针拨障术有介绍。

　　张璐之子张飞畴为17世纪眼科家，在《张氏医通》内，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了宝贵意见，附有七个病案报告。书中还介绍了一种“过梁针”手法，即医生给患者左眼施行手术时，可用右手操作;右眼手术时，则用左手操作。如左手操作不习惯，可用右手由患者内侧角膜缘外进针，但手和拨障针要横越鼻梁，故称“过梁针”。书中提到有的患者由于鼻梁高耸，影响手指进针，因此认为做这一手术的医生，最好能学会两手均能操作。尤为可贵的是书中提出：“凡初习针时，不得以人目轻试，宜针羊眼，久久成熟，方可治人。”可见他在进行这项手术时，不仅认真负责，而且具有严肃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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