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类心理现象精彩论战

1955年9月，芝加哥。那年的心理学年会来了一位特殊的主持人——不是某个名流，而是两个把彼此观点撞得叮当响的心理学家。全美心理学学会的会员们几乎都到了，没人交头接耳，前排的座位早被占尽，后排的人踮着脚往里看。他们等的不是一场颁奖礼，而是一场面对面的理论对决。台上的两个人，一个是卡尔·罗杰斯，一个是B.F.斯金纳。这两位，在当时的心理学界各自坐拥一大片江山，观点像两条几乎不相交的铁轨，硬是被这场论坛拧到了一起。

罗杰斯先开口。他的方式和人本主义的路数一致——温和，坚定，眼睛里带着一种对人性的信任。他说，人内心深处有一种实现趋向，像植物会朝光生长一样，每个人都有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冲动。他信天赋善良，信人的自由是长在内部的东西，不是靠外面给的条件换来的。他说话的时候，台下有人点头，像是在自言自语：“对，就是这样。”

这边罗杰斯话音未落，斯金纳就上了台。他的风格完全是另一码事，不讲内在，不谈感受，只谈行为与环境。他说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不是靠什么看不见的实现趋向，而是环境里的强化作用打磨出来的。奖励什么，惩罚什么，就塑造出什么样的人。人不是自己长成玫瑰的，是土壤、雨水和园丁的手，一起把他修剪成玫瑰的。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严肃，语气平得像一条直线，好像在报一个早就知道了结果的事实。

有意思的是，这场辩论并没有像一些人预想的那样炸开。两个人承认，他们其实共享不少东西：都认为人类向来执拗地想理解自己、预测自己、控制自己的行为；都承认行为科学这些年确实长本事了，在这个方向上迈了不小的步子；都表示愿意为这门科学的未来出力。分歧不是没有，但火花不是那种噼里啪啦烧房子式的，更像两块石头慢慢磨着，磨得人心头发烫，急得不行。

最大的裂缝，出在“文化工程学”上。斯金纳的想法很干脆：既然我们能通过控制环境来塑造行为，为什么不好好设计一套文化系统，让它更有效地满足人的需要？他设想的不是实验室里的小把戏，而是一整个社会的蓝图——教育、法律、日常秩序，统统可以用行为科学的原则来重新组织。罗杰斯一听就不对劲了。他抛出一串问题：谁被控制？谁实施控制？实施的是哪种控制？最后，也是最要命的一个——要在追求什么样的价值里施行这些控制？罗杰斯的担忧说白了就一句：你今天替别人设计人生，哪怕出发点是好的，明天谁会替你的设计负责？他给出一条更信任人本身的路子：行为科学搞出来的原理，应该拿来创造释放人内在力量的条件，而不是拿来做外部操纵的钳子。

另一个绕不开的争执是自由与决定论。斯金纳的立场很硬：人做的一切，都是环境强化史的结果。所谓“自主选择”，只是一个幻觉，是不知道原因之前给自己找的安慰。你要问一个小孩为什么喜欢画画，他会说“我就是喜欢”，但斯金纳会说，那是因为他画的时候被鼓励过、被夸奖过，甚至只是偶然被注意过。罗杰斯不这么想。他不否认科学里讲究因果关系，也不认为人能够靠拍脑袋飞出一切因果之外。但他坚持，选择这件事，是真的。这种体验不是哪本书上的理论，是他做心理治疗的时候，跟来访者面对面待着的时候，一遍遍亲眼撞见的。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可以选择，并且在选择里担当了什么，那一刻的转变是真实的，不是幻觉。他甚至把话说得很重：“否定这种选择的体验，就像否定行为科学的可能性一样目光短浅。”

他说了一个挺漂亮的比喻：自由选择和因果关系，眼下看起来水火不容，但也许像物理学里波和粒子——互相矛盾，却各自揭示了一部分真相。你不能因为有了客观描述，就把主观生活扔掉；也不能因为热爱主观体验，就闭上眼睛不看科学的描述。这话放在1955年，挺前卫的。放在今天，依然有它的分量。

关于教育，两个人更是把分歧摊在了桌面上。罗杰斯讲得很直白，现有的教育制度太能教人了，教得学生听话、规矩，老师站台上讲，学生坐底下记，知识像灌水泥一样硬塞进脑子里。他羡慕的是一种“自由学习”的环境，不是老师撒手不管，而是把控制权交还给学习者本人。他还说，选择如何教，就是在决定我们要哪一种人。你要是想养一堆顺从的、随大流的、不动脑筋的，就去建那种灌输式教室；你要是想养出开拓的、自立的、思维活跃的、懂得尊重自己的人，就得另起炉灶。后面这种人，才可能拿得起科学赋予人的那些巨大力量，又知道自己该把它们用在哪里。

斯金纳对教育也不是没想法。他更在意的是方法——怎么一步步设计学习环境，让行为朝想要的方向走。他说过一句大实话：跟罗杰斯的争论，归根结底是方法问题。他解释的时候难得露了一点温度：“我对人们的希望，跟罗杰斯其实差不多。我希望人独立。他们一辈子总被人指使着做这做那，所以独立的意思，就是不用别人告诉他在哪儿做、什么时候做、做什么。我们俩在目的上是一致的——都想让人少受别人控制，少受他们受过的教育造成的束缚。”这话要是单独拿出来，谁能想到是从斯金纳嘴里说出来的？

这场论战没有胜负。两个人各持各有，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没指望说服谁。回看这桩往事，你会发现，这场辩论的真正价值不在分出高下，而在于把心里模糊的疑问摆到了明处——人和环境互相塑造，那究竟谁说了算？科学讲因果，生活讲责任，这两个账怎么算？摸着良心说，这个问题到今天也没有标准答案。但六十多年过去，一谈教育改造，谈行为管理，谈个体自由与社会控制，你总能想起1955年的那个下午，想起台上两个人那种各自认真、不让半步的样子。或许这就是心理学的迷人之处：有些问题没有结局，但它一直陪着你，让你没法假装它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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