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糖魔”抗争与时间赛跑

说起老金，身边认识他的人都会竖起大拇指。这位年过七旬的学者，每天雷打不动地快步走五趟，每次半小时，风雨无阻。早饭后走一圈，上午写完文章走一圈，午睡起来再走一圈，工作间隙又走一圈，晚饭后最后一圈收尾。他说现在不走反而浑身不舒服，像少了点啥似的。

这可不是一个普通老人的日常锻炼。老金患有糖尿病，2002年查出来的，到现在快十年了。他说自己还是个“新糖友”，说起糖尿病治疗，他觉得还在“启蒙阶段”。可实际上，他的血糖控制得连医生都忍不住表扬。每次去复查，听到医生夸他，老金就更来劲了，更有热情去管住自己。

老金这辈子经历的事儿，说起来都让人唏嘘。他1937年出生，1964年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后，考进了中国科学院哲学所，跟着于光远先生读研究生。可那时候赶上文化大革命，研究生刚开了个头，就被下放到农村“四清”。1967年夏天，更倒霉的事来了——他被莫名其妙打成“反革命分子”，直接关进了秦城监狱，一关就是整整11年。

你想啊，从一个大好青年、知识分子，转眼间变成阶下囚，这打击谁受得了？第一天进监狱，一碗半生不熟的冷米饭倒在积满灰尘的碗里，为了活命也得吃下去。老金后来回忆说，那种处境下，人的欲望和境界已经退到跟动物差不多了。可怕的是，他还得住单身牢房，天天接受批评教育，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入狱没多久，他就染上了骨结核，拖了半年多，胸前鼓起了碗口大的肿块，才被送去医院手术，割掉了一段烂掉的胸骨。说起打针，老金苦笑说，姜昆相声里说的“纳鞋底子”都不算啥，护士给他打针连裤子都不给脱，整个就是“扎飞标”。

1976年四人帮倒台了，可老金还被遗忘在监狱里。直到1979年，他的导师于光远派人四处打听他的下落，整整找了半年，才知道他还被关在秦城监狱。这才重见天日。提起这段经历，老金眼神凝重，他说社会无序就会停滞，历史颠倒就会倒退，多少人白白丢了性命，多少人无端毁了一生。所以他认定，不管身处什么境地，都得坚持活下去，活着就是胜利，活着才有机会再去冲刺。

出狱后，老金心里更难受了。他研究生毕业，可四十多岁了还一事无成，心里的苦没法说。他常常半夜翻来覆去睡不着，爬起来躲到厕所去看书，想拼命追回那丢失的11年光阴。但狱中头部受过严重创伤，脑子里总有异响声不停地响，晚上根本没法集中精力看书，强迫自己用脑就会头痛欲裂。可他手里那么多工作，怎么办呢？老金想到了一个办法——把时间分割开来，分段分时充分利用。这就是他每天走五趟的由来，他说这样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劳逸结合，工作一会儿出去走走，脑子也清醒了。

说到管住嘴，老金那真是下了狠心。刚确诊糖尿病那会儿，情况跟现在简直是天壤之别。他当时正承担科技部的攻关课题，住在宾馆里，一桌人吃饭，年轻人吃一碗就够，他非得吃两碗，吃完还说是半饱。可现在呢，每天的主食量绝不超过五两，他爱人说：“我现在让他多吃一口，他都不干，嘴管得可紧了。”老金听到这话有点不好意思，但他解释说，男人必须得有毅力，因为社会角色和责任不一样。他经历了太多，浪费了太多时间，必须有个健康的身体，才能完成更多工作，才能给家人一个真正的家。

管住嘴，对糖尿病患者来说是最难过的一关。一天两天容易，天天如此可就难了。老金靠的就是超强的毅力和做人的责任感。刚确诊时，他连开会都不敢去，就怕饮食不好控制。后来通过学习，他学会了自我管理。遇到会议，他会提前通知会务组，让人家按糖尿病病人的饮食习惯准备饭菜。实在躲不开饭局，他就尽量点清淡少油的菜。所以虽然他的社会工作特别多，但血糖一直控制得很好。

刚得病那会儿，老金也走过弯路。因为心里着急，情绪消极，又对糖尿病不了解，听别人说什么好就马上去试，什么偏方都信。好在邻居是位大夫，在邻居的帮助下，他才真正明白糖尿病是个终身病，需要严格的自我管理。2004年开始用胰岛素治疗后，加上合理的饮食控制和积极运动，血糖控制得相当不错。

现在老金仍然在自己的哲学领域拼命工作，成果丰硕。有人问他，年过古稀了，这么多工作怎么受得了？他说忙有忙的好处，有工作做会感到充实，反而能忘记一些病痛和不快。努力工作加上积极锻炼，血糖控制得好，医生表扬了，自己就更有热情，更开心了。他说，那么努力控制饮食和锻炼身体，就是为了更好地工作，在有生之年多奉献出一些余热。

老金说，他要抓住时间的翅膀，让它带着自己一起飞，追回那丢失的11年。这话听起来有点文艺，但了解他经历的人都知道，这背后是一个老人与疾病抗争的坚韧，与时间赛跑的执着。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人：活着，就有希望；坚持，就能看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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