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尿病成了小偷的挡箭牌？

半年之内，一个男人偷了将近三十辆电动车，最近两个月更是接连被三个派出所抓了四次。听起来像个惯犯，可每次被抓进去，过不了多久又被放了出来。不是他运气好，也不是民警手软，而是因为他有糖尿病。

事情发生在郑州。那天下午两点多，经八路巡防队员在经五路和黄河路交叉口附近巡逻，看见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骑着一辆电动车，骑得特别费劲。车没插钥匙，指示灯也不亮，男人看到巡防队员的一瞬间，脸上明显慌了。问起车是哪来的，他支支吾吾说不清楚。人带回了金水河派出所，一查，这人姓梁，已经不是第一次进了——八月四号被东风路派出所拘留过，八月八号和九月三号又在人民路派出所被处理过，但每一次，都因为身体原因办了保外就医。

梁某自己说，他有糖尿病，看病要花钱，只好靠偷电动车卖钱。他甚至提到，还会有人主动来找他“订货”。那天下午，有个熟人又催他弄辆车，他路过一家银行门口，看到一辆电动车没锁好，推上就走了。他承认，这半年偷了三十多辆。听起来，偷车似乎成了他解决医药费的办法，可这办法，让派出所的民警也犯了难。

办案的张警官说得实在：“类似的案子，我们不是第一次碰见。按《看守所条例》和《监狱法》的规定，患有急性传染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的嫌疑人，看守所不予收押，监狱也不收监。结果就是，这些‘带病’作案的人，看守所不关，戒毒所不收，劳教所不要，监狱不管，成了一个法律上的空当。”

这话听着有点绕，简单说呢，就是法律本来出于人道考虑，不让看守所和监狱收治得了重病的人，怕他们在羁押期间出意外。可这个规定，落到实际操作里，却被一些人当成了“护身符”。一个糖尿病，可能不至于严重到生活不能自理，但按程序，只要医院给出诊断，办案单位就得考虑保外就医。梁某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被抓四次，四次都能出来，出来之后接着偷。

更让人担心的是，法律条文里写的是“急性传染病”和“严重疾病”，但对于传染病的范围、严重程度的判断标准，基层执行起来弹性很大。有的嫌疑人查出携带某些传染病毒，同样适用不予收押的规定。这些人要是继续作案，对社会的危害显然不比普通嫌疑人小。张警官也坦言，梁某到底是不是真的糖尿病，还得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要是确认了，按现行规定，还是得给他办保外就医。也就是说，就算他下次再被抓，很可能还是同一套流程走一遍。

这样的局面，难免让人心里不是滋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六个字谁都听过，可当一个人身上带着病，就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逃脱惩罚，那这“平等”多少就打了折扣。网上的法学专家们也在讨论，传染病嫌疑人、重病嫌疑人，难道就真的没法管了吗？

郑州大学法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刑法学教授聊起这事，直截了当地说：“患病不是逃脱法律制裁的理由。但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缺少针对这类人群的法律依据。人大的立法得跟上，不能光靠各个部门临时想办法。”

这位教授接着分析，光立法还不够，还得有专门的地方来关他们。比如建立专门的羁押场所，把传染病嫌疑人和重病嫌疑人集中收治，在那里既要保证医疗救助，也要执行法律惩罚。说白了，嫌疑人和病人两个身份不能拆开看，地方要建起来，医生和民警得配合起来，让该受的惩处跑不掉，该治的病也有人管。

这个想法听起来可行，但真要落地，涉及的地方不少。需要经费，需要场地，需要医务人员的配置，还需要司法解释把哪些病该收、哪些病不该收说清楚。糖尿病算不算严重疾病？到了什么程度可以保外就医？这些如果都能有明确标准，至少不会再出现“只要我有病，就能随便偷”的怪现象。

回到梁某身上，截至发稿时，案子还在继续调查。他会不会又一次因为糖尿病被放出去，谁也说不准。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制度上的缺口一直补不上，像他这样“带病”作案的人还会出现。偷电动车的人未必都有糖尿病，可糖尿病绝不该成为谁犯罪后的挡箭牌。

说到底，法律要有温度，但温度不该变成纵容。生了病，该治就治，这没话说；犯了罪，该罚也得罚，这才公平。一个人不能因为生病就没了管束，也不能因为要治病就理直气壮地去偷——治病的路有很多条，偷来的钱买来的药，吃着能安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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