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尿病”给我带来的痛
1997年的冬天，我十八岁，读高三。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像蒙了一层灰，怎么都透不过气。那时候住校，一个月只能回一次家。起初只是觉得口渴，每天下课第一件事就是冲到水房灌水，喝下去像是浇进沙子里，一点儿不解渴。吃得也多，明明刚吃完午饭，下午第二节课肚子就开始咕咕叫。最烦的是厕所跑得勤，两节连堂的模拟考试，中途憋不住，得跟监考老师举手示意出去，回来时满教室的目光齐刷刷落在我身上，脸上火辣辣的。
这样熬了一个多月，终于月底回家。爸爸骑着那辆二八大杠，颠颠簸簸带我去镇医院。抽血、等结果，医生把单子递给爸爸，我听见他说了句“糖尿病”。当时我连这病的全名都没弄清楚，就看着爸爸的脸一下子沉了。走出医院大门，北风刮得厉害，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眼泪不知怎么就下来了，风一吹，脸生疼。爸爸没说话，骑得很慢，我能感觉到他后背绷得紧紧的。
第二天他又带我去县医院。医生说要打胰岛素，我一听“打针”两个字，本能地抗拒，心里想的是：吃药不就行了？后来拿了些草药和一种叫迪沙片的药回家。回到学校，班主任听说后直摇头，跟其他老师说：“这不是老年人才得的富贵病吗？”我听了没吭声，心里也稀里糊涂的，不知道自己到底得了什么。
吃药确实不管用，该渴还是渴，该跑厕所还是跑。高考那天，考场纪律严得很，五场考试里我有三场中途跑出去上厕所，每回都憋到实在撑不住才举手。那种焦虑和狼狈，过了这么多年还记得清清楚楚。成绩出来，勉强够上本科线，老师们替我惋惜，说要是身体好一点，能往前冲不少名次。我倒觉得老天已经够给面子了，至少没让我落榜。
1998年秋天，我进了师范学院，成了一名大学生。按理说人该松口气了，可身体还是老样子，天天口渴，天天跑厕所。那时候对糖尿病的认识少得可怜，没人教我怎么测血糖，我也没想过这病会把我拖进什么境地。后来不知道从哪天起，我发现喝白水越喝嘴越干，甚至干得上下嘴唇粘一块儿，得舔一下才能分开。倒是汽水喝下去，嘴里凉丝丝的，能舒服一阵。于是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天天喝汽水，一天能喝四瓶。现在想来，那就是拿糖水浇火，怎么浇都灭不了。
大二下学期，有一天我在宿舍晕倒了。舍友吓坏了，七手八脚把我送到校医院，诊断是酮症酸中毒。等我醒过来，手上插着输液管，医生护士围了一圈，说这孩子这么年轻就得了这个。那天我第一次听说了“胰岛素”，也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东西能把血糖控制住，让身体不再那么渴。住院那一个多星期，反倒是我生病以来最舒服的日子，不用一遍遍灌水，上课也不用掐着表算时间。
出院那天，我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抬头看着天，云白得发亮。我对自己说：活着真好，重生了。可现实没那么浪漫。那时候家里穷，我只能用混合型胰岛素（30R），针头是那种又长又粗的BD针管，每次扎下去都疼得倒吸凉气。测血糖也不方便，得跑校医院。坚持了几天就松懈了，有一顿没一顿地打针，饭也乱吃。到大四毕业时，我身高一米六五，体重只剩四十四公斤。穿裙子的时候，风一吹裤腿晃荡，照镜子时自己都吓一跳，颧骨凸出来，脸颊凹下去，像换了个人。
毕业以后，我应聘到沿海城市一所中学当生物老师，算是安定下来了。工作稳定了，反而开始怕了，怕哪天并发症找上门，怕自己还没站稳脚跟就倒下。我去了一家糖尿病专科医院，老老实实从头学起：怎么吃饭，怎么打针，怎么测血糖。医生建议一天打四次胰岛素，我一开始接受不了，觉得这样活着太麻烦了，索性有时候连饭也不吃，就想躲过那一次针。血糖也测得少，想起来才扎一下手指。那几年身体说不出哪里不对劲，但眼睛越来越模糊，看黑板上的字重影，改作业得凑到台灯底下。去医院一查，白内障。那年是2006年，我做了白内障手术，医生说跟血糖长期控制不好有关。
手术以后，我像是被敲了一记警钟，这才真正醒过神来。我开始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每天定时定量吃饭，该打针就打针，该测血糖就测血糖，慢慢地也养成习惯了。如今胰岛素笔随身带着，饭前饭后脑子里自动算着量。朋友约饭，别人点菜看口味，我看升糖指数。别人饭后散步聊天，我饭后遛弯看血糖曲线。听起来挺无趣，但身体给我的反馈是实实在在的——精力好了，眼睛清了，体重也慢慢回到五十公斤以上。
这些年下来，我对糖尿病的想法和当年完全不一样了。刚开始觉得是天塌了，后来觉得是累赘，再后来觉得是堵在心口的石头。现在，我把它看成一种提醒，提醒我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动一动。不是那种“战胜病魔”的豪言壮语，就是一天一天地过，一顿饭一顿饭地算。血糖高了，就调整一下胰岛素；低了呢，就吃点东西补一补。用药、吃饭、运动，这三样就像一个跷跷板，哪头失衡了都不行，但也没必要端着，多试几次，身体会教你该怎么坐。
前阵子翻旧照片，看到十八岁那年冬天的自己，坐在爸爸自行车后座上哭得稀里哗啦。如果我能够穿越回去，想对那个女孩说：别怕，路还长，你会慢慢学会怎么和这个病相处。它不会消失，但你可以把它安顿好。好好活着，这就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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