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妹妹”降糖记：成长的烦恼

五年前的那场重感冒，把我整个人都拖垮了。发烧、咳嗽、浑身没劲儿，我以为熬几天就好，谁知道去医院一查，医生说我得了糖尿病。那一年我还在上初中，原本活蹦乱跳的一个疯丫头，突然就变成了“林妹妹”，动不动就累，动不动就想哭。家里本来就不宽裕，这个消息更是让人心里沉甸甸的。

可奇怪的是，这么多年过去，回头看看，我竟然有点感激这场病。它让我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一下子长大了，懂得了什么叫真情，什么叫奉献，也懂得了什么叫爱。

刚确诊那阵子，妈妈整天皱着眉头。她最担心的不是别的，是怕我将来考大学受影响。所以她反复叮嘱我：千万不能跟任何人说自己有糖尿病，连在外地打工的爸爸都瞒着。我们母女俩就这么揣着这个秘密，开始了四处求医的日子。

妈妈不想让我打胰岛素，觉得一打针就再也甩不掉了。她到处打听，最后带我去了一个老中医那儿。那中药有多苦呢？我现在想起来嘴里还泛苦味儿。每天早上起床和晚上睡觉前，是我最害怕的时候。端着一碗黑乎乎的汤药，我皱着眉头喝不下去，妈妈就在旁边盯着，她的眼眶是红的，眉头拧成一团，像是那碗苦药是灌进她自己嘴里似的。那时候我总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喝药，是两个人一起在受苦。可惜，再多的泪水和苦水也没能压下我的血糖。半年后，酮体已经到了三个加号，医生几乎是强硬地把我按在了胰岛素上。

我记得特别清楚，妈妈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替我打针的样子。她拿着针筒，手抖得厉害，半天都扎不进去。好不容易针进去了，推药的时候却慌了神，针拔出来了，药还在里面。她的眼泪和汗珠子一块儿滚下来，滴在我胳膊上。我一边给她擦汗，一边说：“妈，没事，原来一点都不疼。还是我自己来吧。”说完我也愣住了——什么时候，我变得这么懂事了？

说来也怪，用上胰岛素以后，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脸色红润了，人也胖了，脾气也温和了不少。这时候我才猛然发觉，就在我生病这一年的工夫里，妈妈像是老了十岁。她原本光滑红润的脸，爬满了皱纹。我看着她，心里酸酸的，但什么也说不出来。

日子就这么过着。半年以后，打针的地方出现了硬结，一块一块的，按上去硬邦邦的。医生让用热毛巾敷，可我那会儿正赶上中考，时间紧得连觉都不够睡，哪有空热敷？只能在上课的时候偷偷用手按一按，聊胜于无。

就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我有幸参加了一次北京协和医院组织的糖尿病儿童夏令营。头一回见到那么多跟我一样的小病友，我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他们有的一边测血糖一边开玩笑，有的扎针扎得面不改色，一个个都特别乐观。跟他们一比，我自己显得太蔫了。那六天时间虽然短，却彻底改变了我。我学会了怎么打针、怎么用血糖仪、怎么保护自己、怎么监测血糖，更重要的是，我从一个把自己关在壳子里的人，慢慢打开了心门。我第一次觉得，原来这个世界还有光，我还能好好活下去。

夏令营结束后，我换了一种胰岛素，大概一个月时间，那些硬结就慢慢消了。用药量也从一天80个单位降到了一天16个单位。身体轻松了，心情也跟着敞亮了。那年夏天，我顺利考上了高中。

可妈妈又犯了愁。她总觉得我得了这种病，将来就算成绩再好，大学也不会要我。与其白白费那股劲儿，不如学个手艺早点养活自己。我和她僵持了很久，谁也不肯让步。最后是协和医院的王姮奶奶站出来帮我说了话。她告诉妈妈，糖尿病孩子一样能读书，一样能考大学，只要把血糖管好，什么都能干。妈妈听进去了，终于松了口，同意让我继续上学。但她还是坚持一点——学校里谁都不能知道我的病。

为什么呢？我经常一个人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我成绩不差，能力也不差，就因为这个病，连上大学的机会都没有？班上同学不知道他们的班长有糖尿病，老师不知道班里成绩最好的那个女生有糖尿病，全校师生也不知道那个站在台上发言的学生会主席竟然是个糖尿病患者。可凭什么，大学的门要把我们这些人挡在外面？

2003年圣诞节那天，我站在协和医院的礼堂里，王姮奶奶笑着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好消息：从今天开始，大学的门同样为糖尿病患者敞开了。这是她一次又一次去有关部门交涉，向社会各界呼吁换来的结果。听到那句话的一瞬间，我的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那泪水里，有感激，有心酸，更多的是一种被承认的尊严。我看到王奶奶的笑容，觉得那是那一年圣诞节我收到的最贵重的礼物。

认识我的人常说我嘴甜，爱笑，没人看得出这是一个得了五年糖尿病的小姑娘。他们哪里知道，我吃过的苦比同龄人多，尝过的甜也比同龄人多——因为生病，我比谁都明白健康的滋味有多甜；因为流过太多汗水，我的心才比谁都软，也比谁都硬。这些经历拉扯着我长大，长成今天这个外表柔和、内里却异常坚强的人。

问我有什么愿望吗？我有。我希望明年高考的时候，我能金榜题名；希望有一天我真的能完全恢复健康；希望所有跟我一样生病的人，都能等来好日子；希望我爱的和爱我的人，往后的每一天都好好儿的。

本文内容仅供参考，不作为诊断及医疗依据。如有相关症状，请及时前往正规医院就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