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救灾医疗卫生救援队事迹报告会侧记

报告会是在一个不算大的礼堂里开的。台下坐着的人，不少刚从前线轮换下来，脸上还带着没褪尽的疲色；台上的几束光打下来，把讲述者的轮廓勾勒得很清晰。没有太多铺垫，前几排的人还在低声交谈，等第一位队员开口的时候，整个会场就静下来了，静得能听见空调的风声。

讲台上的人叫江华，是医疗队的队员。他讲起沸水镇那台手术时，声音不紧不慢，像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57岁的老付，地震砸伤了脖子，双下肢瘫痪，送来的时候已经伤了4天。没有CT，没有X光机，能凭的只有几位骨科专家的手和眼睛。他们摸了一遍，又反复比划了一阵，最后下了判断：必须马上手术，拖下去就是终身高位截瘫。

但手术台在哪儿呢？医疗队的驻地是一所倒塌了一半的学校，能找到最平整的东西就是几张学生的课桌。把课桌拼起来，长度不够，宽度也悬，人躺上去稍微一动就可能掉下来。江华说到这里顿了一下，说当时谁也没吭声，骨科医生蹲在地上画了个草图——用石膏打一个床。石膏是有的，但打一个贴合人体曲度的石膏床，必须有个人躺在那里当模子。话音刚落，一个年轻医生就躺到了担架上，石膏纱布一层一层缠上去，缠满他的头、颈、胸和肩膀。五月中旬的正午，帐篷里闷得像蒸笼，石膏凝固的时候是会发热的，那个医生咬着牙一声没吭，两个护士蹲在旁边给他扇风，扇了足足二十分钟。等石膏硬了，医生从里面慢慢抽出来，浑身像从水里捞出来的，后背全是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伤员被小心地安置进那个还带着体温的石膏床里，手术随即开始。

两个多小时后，手术做完了。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世界上第一例在野战条件下完成的急诊全麻颈椎后路脊髓减压手术。江华说，这个“第一例”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条件差到那个地步，谁都不想拿病人的命去冒险，但有时候，没有条件也得上。医生这一行，说到底就是不停地在“能”和“不能”之间找一条路。

讲起这事的时候，江华的声音有点沙哑。他又补充了一句，说那位病人后来恢复得不错，至少保住了不全瘫。台下有人悄悄抹了一下眼睛。

第二位上台的是个小个子护士，姓李。她讲了一件机场的事。5月15日，医疗队在成都机场待命，准备转场去灾区。重灾区映秀镇缺护士，消息传来，几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就坐不住了。直升机启动的时候，她们四个人冲过去，一人拉住一扇机门，哭着喊：“我轻的，我能去，带我走吧！”机长没办法，劝了又劝，说飞机超重了，飞不起来。她们不肯松手，直到最后有人答应下一批优先安排她们进去，这才红着眼睛松开手，把随身带的水和饼干塞给机上的同事。后来她们真的去了，在映秀镇待了十几天，每天就着一瓶水、一小包饼干和一张湿巾过日子，不刷牙，不洗澡，晚上就裹着衣服靠在墙角眯一会儿。空气里全是消毒水和别的气味混在一起的味道，戴两层口罩都挡不住。但这些，她在台上都只是轻轻带过，说得最多的反而是“消防员比我们辛苦”“解放军战士才是最累的”。

从广元到青川那120多公里山路，是急救队员顾璇讲的。他说那段路是他这辈子开过最难的路。五六米宽的山路，路面裂着深深的口子，车要绕着走；一边头顶是摇摇欲坠的巨石，小石子哗啦哗啦往下掉，砸在车顶上像下雹子；另一边是悬崖，崖下是翻滚的江水。三十多辆救护车，六十多个急救人员，日夜不停地来回跑，人和车轮都绷到极限。顾璇说，有一次车轮离悬崖边不到三十厘米，他坐在副驾，大气都不敢喘，等车过去以后才发现自己把座椅的布扶手攥出了汗印。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青川的伤员等着转运，多跑一趟，可能就多救一个人。

报告会最后是一个关于入党申请书的故事。讲的人是汪志明，他所在的医疗队驻扎在安县晓坝和茶坪一带。茶坪乡受灾很重，有群众冒着余震跑出来，带来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有近千名伤员无法转出，村里有尸体。”五位党员当时就站了出来，组成突击队，徒步往里面走。那条路是通往茶坪唯一的生命通道，余震来的时候，碎石哗啦啦地往下滚，五个人贴着山体侧身走，轮流在前面探路。他们一路走一路把能带的药都背上，到了地方先处理重伤员，把自己的水壶和干粮全分了出去。

留守在安县临时救助站的队员们，有一天接诊了一位老人。老人被废墟埋了两天，手上有伤，再加上本来就尿失禁，身上全是排泄物，气味冲得隔老远就能闻到。没等护士机长开口，几位党员医生抢着上去，把老人抬到简易病床上，插好导尿管，清洗包扎了伤口，又端来水，一勺一勺喂给他喝。汪志明说，那气味真的呛人，但那些医生眉头都没皱一下。队里的两位年轻医生，就是在那天傍晚，对着处方单的背面，认认真真写下了入党申请书。他们后来在危楼里找到了一面党旗，展开的时候旗面上还沾着灰，但阳光一照，红色亮得晃眼。宣读申请书的声音不大，台下的党员和非党员都红了眼眶。

报告会结束了，走出礼堂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我回头看了一眼，台上那面党旗还在，在夜风里轻轻飘着。没有人说话，但大家走路的脚步，好像都比来的时候重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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