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动症在我国的研究

说起多动症在我国的研究，这事儿得从改革开放那会儿讲起。1977年之后，国内才开始慢慢重视起儿童多动症这个问题。上海、南京、北京、西安、广州、四川、东北这些地方，陆续有专家带头搞起了研究和防治工作。比如上海精神病防治院的颜文伟教授，南京精神病防治所的陶国泰教授，他们算是国内最早一批关注这个病的先行者。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儿科还专门开了多动症专病门诊，十多年下来，门诊量超过五万例，积累下的经验非常宝贵。

那时候，医生们不光要给孩子们看病，还得想办法解决很多实际问题。比如，怎么给家长和老师设计一套简单好用的问卷，来评估孩子的注意力情况？长征医院的团队就摸索出了家长和老师问卷评分法，还用了各种心理测试、眼电生理测试，甚至在不同条件下做脑视诱发电位测试，以及时间和空间认知能力的测试。这些方法帮医生们更准确地判断孩子是不是真的有多动症，而不是单纯调皮捣蛋。

1981年11月，中华神经精神学会正式把多动症定名为“多动综合征”，列入了儿童精神障碍的范畴。这个命名挺关键的，等于给这个病正了名。不过，那时候社会上很多人还不了解它。不少家长、老师，甚至一些医务工作者，都怀疑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个病，觉得不就是孩子顽皮、没教育好吗？还有人特别担心吃药会伤脑子，影响发育，死活不肯让孩子用药。但后来，全国各地治疗了几万名孩子，效果实实在在摆在那儿，大家这才慢慢信了——多动症是真的存在，而且不治不行。

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例子，有些孩子本来挺聪明的，就是坐不住，上课走神，作业拖拉，成绩一塌糊涂，成了班里的“差生”。但经过正规治疗后，成绩一下子冲到前面，行为也像换了个人，有的还当上了班干部。这种变化太明显了，家长和老师之间一传十、十传百，主动带孩子来看病的人就越来越多了。那时候国家正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哪个父母不想让孩子成才？眼看着孩子成绩一天不如一天，心里急得不得了，只能求医生帮忙。所以，多动症这个问题在当时显得特别迫切。

多动症在学龄儿童里大概占了3%到5%，比例不算太低，影响可不小。不光孩子自己学不好、玩不好，家里也鸡飞狗跳，老师也头疼。所以，研究这个病确实很有意义。

再说说治疗这块。早些年，大家更偏向心理治疗、行为矫正，还有改进教育方法，对药物治疗持反对态度。但后来药物效果太明显了，人们的看法也慢慢变了。现在大家基本都认可，得先靠药物把症状控制住，再配合心理治疗和行为训练，才能收到比较满意的效果。

药物方面，1980年以前主要用右旋苯丙胺，效果不错，但那时候用药方法不太对，孩子厌食反应很重，后来就慢慢不用了。再后来，利他林（哌甲酯）和匹莫林（苯异妥莫）引进来，都是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实验药厂自己研制的，从此我国有了自己生产的多动症治疗药物，这可是个大突破。医生们还深入研究了这些药的用法、剂量，怎么减少副作用，比如饭后用药、从小剂量开始等等，让治疗更安全有效。

中医中药也没闲着，这些年也积极加入了多动症的研究。1990年，冷方南等人编著的《儿童多动症临床治疗学》出版，主要讲的就是中医怎么治。我翻了翻1990到1993年国内发表的论文，有关多动症的有20多篇，其中中医的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我们自己也从80年代开始，在发病原理、心理诊断、中西医结合治疗方面做了不少探索，前后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和会议交流文章，算是为提升国内多动症防治水平出了一份力。

回过头来看，多动症在我国的研究从无到有，从被怀疑到被认可，从单一治疗到综合管理，走了不少弯路，但进步是实实在在的。现在医生们诊断更准了，药也更安全了，社会认知也提高了。当然，这个病还有很多问题没搞清楚，比如发病机制、长期预后、个体化治疗方案等等，都还需要继续研究。但不管怎么说，能让孩子少受点罪，让家长少操点心，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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