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公园里的8年抗癌

　　我是8年前在厂里体检时发现患上癌症的，那年43岁。当时，厂医务室的大夫怕我不懂，陪着我到市里的大医院看病;住院时车间十几号人都来看望我，现在想想都挺感动的。我进厂几十年，没想到因为得病成了名人，因为我得了癌，前往医务室咨询的女工也多了起来。

　　我住了院才知自己属于原位癌，早发现早治疗成活率高，尽管这样我心里还是慌得不行。我年轻的时候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也不会说话，没轮到下乡，高中毕业就进了工厂，觉得挺知足的。嫁的丈夫也是个闷葫芦，两人原本就没啥话说，我住院时，他给我送饭要先遛完鸟才去医院。我自然知道等不来他的体己话，他也不可能竖着耳朵听我抱怨。唉，没病的人怎能体会到有病人心里那个难受!

　　从医院出来，先是办了病退手续，后来天天窝在家里哭，不愿意见人，连娘家也不想去。我常常在家里一动不动坐半天，直到孩子放学回家了，才想起没做饭。给孩子做饭，成为我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也不知道在家里背着人哭了多少日子，有一天特别想到公园换口气。到了那里才发现原来有不少人跟我一样患癌症。大家围坐在一起，交流经验，老病友为新病友现身说法，在哪里治病，吃什么药，怎么保健，家里人啥态度，夫妻关系好坏……啥隐秘的话都说。我一伤心，马上就有人来开导我，还有人给我抹眼泪。我被这群人深深吸引了，有时间就往公园里跑，跟着他们一起做保健操，跳健身舞，看着那些姐妹真比家里人还亲，一天不见就想念。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把心结打开的，奇怪的是，从此身体也越来越好。

　　在这期间，我还遇到一桩难事，我住的房子要拆迁，开发商给的拆迁费只够在城郊安家，要离开这群朋友，我怎么受得了?那几天吃不下睡不着，有位朋友给我出主意，可在城里租房子，可是城里的房子贵我怎么租住得起。就在我灰头土脸地四处打听女儿转学、搬家的事情时，一个病友跟我说，跟家里人商量好了，愿意把房子租给我，只象征性地收200元，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我听了这话，眼泪哗哗地淌，承人家这么大情，不知道怎么回报好。我说，我也没别的本事，只剩下热心肠了，多为大家张罗活动吧。朋友们说，非把你留下不可，我们凑钱给你租房，也不能让你落了单。

　　现在我的女儿工作了，我还是租住在病友的房子，女儿说，我们现在可要多付些房租。这当然不是钱多少就能偿还的，只要好好活着，才能更好地报答大家。如今，我们在这个公园里形成的小组织，已被北京市抗癌协会“收编”了，从此有了“娘家人”。

　　点评：患了重病的人，在接受身体治疗的同时，还花时间和金钱去找专业人士进行“话疗”，这个谈话对象可能是牧师、心理治疗师或者其他人，这种将身心一起调整的治疗模式在国外司空见惯。五花八门的团体治疗组织，使受同一种疾病困扰的人经常聚集在一起分担疾病带来的痛苦，同时分享治愈后的快乐。而目前在中国，人们更多注重身体的治疗却忽视了心理的理疗。这些走进公园自发聚集的病友，他们很多都经历了“孤独奋战”的挣扎绝望，而在他们融入这个小团体的那一刻，纠缠于精神的心病终于被慢慢解除，身体也随之健康了，他们的康复与高质量的生活，其他病友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借鉴。

（责任编辑：李健）